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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啟生命》

徐舒/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在我還沒想明白該以什么狀態活著的時候，我已經開始思考“死”了。

家里的長輩年歲漸長，我面臨關于“死”的選擇越來越多：老人生病，是待在家保守治療，還是去醫院做手術?該不該把體檢報告的數據清楚告知老人?該為老人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

我采訪過一位老爺爺，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因心臟疾病入院，結果和老伴在醫院里度過了一個多月，老伴在病床前天天寫日記記錄疫情下的醫院。老兩口好不容易盼到能回家，老爺爺卻因突發心梗去世了。

這絕不是老兩口預想的人生結局：死在醫院里，沒有子女相伴。

在醫療技術高速發展的當下，“死得好”“死得順心”卻成了難事。最常見的是老人躺在病床上，身體各處插滿了管子，心電監護儀屏幕上的曲線慢慢變成直線。電視劇是那么演的，醫院里也能看到相似的場景。

徐舒也是這樣送走她的母親：承受肺癌晚期治療的疼痛，最后病情加重住進ICU，以極端痛苦無助的方式走向死亡。于是，這位曾經的大學老師、服裝設計師，開始在海淀醫院安寧病房當安寧療護志愿者，為生命末期患者服務，并寫下新書《重啟生命》。

所謂安寧療護，是在緩解不適和疼痛的前提下，給患者創造舒適、有尊嚴、有品質的臨終生活。它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緩死亡，而是充分尊重患者個人意見，讓他們做回主，決定該怎么死。

在安寧病房，志愿者跟著醫護人員一起，給患者洗頭、理發、做芳香療護。看著患者在精油輔佐的撫摸下漸漸放松，進入睡夢，徐舒發現，臨終前的時刻也不一定總是痛苦。

絕大多數患者，提起如何利用有限時間迎接死亡時，最多的用詞是“回家”“不痛”。疼痛固然能用藥物止住，但回家的路并沒有想象中輕松。

徐舒見過一個老人想在家里離世，但家人不同意他出院。安寧病房邀請了他的兒子、兒媳婦，和醫生、護士、心理師開了一個家庭會議。

家庭會議上，兒子和兒媳婦愿意老人回家，但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比如，回家后遇到疼痛和病情變化，家人如何及時處理?此時辦出院，后續床位緊張，再次入院有沒有困難?老人突然沒有氣息，家人如何判斷他的死亡?如何聯系殯儀館，開各種手續辦死亡證明書?

這些問題如此具體，又很實際。醫護人員挨個解答了家屬的疑問，表示后續會持續支持處理老人回家后可能發生的諸多情況，打消了家屬的顧慮。于是，老人回家了，幾天后，他在家中去世。

能在家里離世是件很奢侈的事。這不僅考驗著老人和家屬對于死亡的理解、家屬對盡孝的認識，還有社會層面上對死亡的態度。比如，有些鄰居會擔心，樓道死了人不吉利，或是死過人的樓，房價會跌。

誰都知道死亡只是人生最正常不過的結局，像這樣的鄰居，反映了整個社會面對死亡的態度，依然是諱莫如深、避之不及。

電影《孝子賢孫伺候著》就講了一個老太太生怕兒女沒有兌現辦土葬的承諾，于是假裝死亡，想考驗兒女們在葬禮上的表現。這場荒唐的葬禮鋪張又不合實際，成了一場鬧劇。

現實生活中，我見過有人把父母的葬禮當成一個舞臺，要演出盡孝的模樣給親戚朋友看;有人把父母送到醫院，然后拒絕探望，留老人在醫院孤零零地邁向生命終點。

我對死亡也有過誤區。我和媽媽討論過死亡的話題，她說，有那么一天時，絕對不要送進ICU，不用搶救，就順其自然地離去。我當時大力批評她厭世的態度，保證一定花最多的錢送最好的醫院，延長和挽救生命。

但最近，我對待死亡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我自己都沒想好要怎么過日子，怎么能強勢地干預父母的決定，要求他們必須以我的預想過完最后的時光呢?

學會“善終”，是每個人必修的人生課題。但我們容易忽略，家屬的哀傷也是需要撫慰的。安寧病房開設了針對家屬的生死教育課。在老師引導下，徐舒重新拿出母親的遺像，對著照片訴說了3個小時。那是她與母親最后的告別。

我想，這樣的生死教育課還可以開進課堂里，讓年輕人也可以思考如何死，或許能幫助他們決定如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