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孫璐璐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繼續貶值。5月6日，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盤中一度跌破6.73，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日內貶值幅度亦超500點。當天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與美元指數快速走強不無關系。美元指數一度站上104，為2002年12月以來首次。

人民幣有貶值壓力

但幅度可控

受出口承壓、中美利差收縮甚至倒掛等內外部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內仍有進一步貶值的壓力。不過，隨著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彈性的不斷增強，目前外匯市場情緒較為穩定，多數機構認為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概率較低。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認為，鑒于人民幣對CFETS貨幣籃子在過去15個月顯著升值，且基本面因素有所轉弱，預計人民幣匯率還會進一步貶值。不過，在其他匯率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兌美元貶至6.9水平僅會帶動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回到100.4，即2021年的平均水平。

截至4月29日，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103.24，較年初依然微升0.75%。反映出盡管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明顯，但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的匯率依然穩定。

“預計未來幾個月人民幣兌美元會進一步走弱，年底達到6.9。由于近期美元保持強勢，中國出口和經濟走弱，人民幣兌美元在年中可能突破7這個關口，不過年底應該重新回到7以內?！蓖魸Q。

東北證券研報認為，人民幣貶值空間或有限。一是在二季度美國密集加息、縮表落定之后，美元指數預計會逐漸走弱；二是隨著國內穩增長政策的落地，預計經濟在二季度內能逐步改善，下半年經濟增速有望小幅回升；此外，如果出現人民幣匯率持續快速大幅貶值，央行或會繼續出臺相關政策干預。

多重目標下的

貨幣政策“下一站”

鑒于兩年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最低貶至7.1左右，目前看人民幣匯率水平仍相對穩定。但亦有觀點呼吁下一步支撐匯率的著力點，在于穩增長“真招實招”的盡快落地，貨幣政策要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推動有效信貸需求企穩回升。

汪濤預計，中國央行將在匯率和其他政策目標之間尋求平衡。雖然人民幣走弱與經濟基本面變化以及現行貨幣政策方向基本一致，但相信央行不會將人民幣貶值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工具。央行會避免市場對于人民幣形成持續的單邊走勢預期，因為這將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董希淼則對記者表示，制造業PMI連續兩個月處于榮枯線下，顯示出目前實體經濟收縮進一步加快。從近期金融數據和實際調研情況看，我國企業和居民有效信貸需求不足等問題有加劇的趨勢。應高度重視有效信貸需求不足等問題，采取切實的措施，提振市場主體信心。從貨幣政策看，應更加積極有為，主動發力，加大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力度，繼續適時實施降準降息，更好地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總量貨幣政策方面，董希淼認為，要繼續引導市場利率繼續下行，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激發市場主體的有效需求。雖然目前實體經濟貸款利率已經處于低位，但市場主體獲得感并不強，寬信用效果還有待提高。

“例如，引導5年期以上LPR下調，不僅可以降低個人住房貸款償付成本，從而刺激消費需求；也可以降低企業中長期貸款的償付成本，激發企業中長期貸款需求。”董希淼稱，下一步，應適時通過降準、調降政策利率以及壓降銀行負債成本等，推動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同步下行。

不過，鑒于歐美通脹“高燒不退”，我國也面臨一定的輸入型通脹壓力，穩物價的貨幣政策目標約束下，總量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面臨掣肘，這也是為何近期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出鏡率”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統計，4月以來相關部門已先后宣布推出總計超4400億元的各類再貸款工具。包括2000億元科技創新再貸款，400億元普惠養老領域再貸款，1000億元再貸款支持交通運輸、物流倉儲業融資，以及再增加1000億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額度等。此外，央行近期還透露，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和民航專項再貸款。2022年3月末，全國再貸款再貼現余額達到2.47萬億元，同比增加5263億元。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認為，疫情之下經濟承壓，貨幣政策總體要維持寬松取向，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目標下貨幣政策存在總量寬松的空間，但由于傳統貨幣政策空間隨著前期大量政策落地而收窄，疊加海外緊縮周期對于我國央行政策實施的制約，后續更多還是傾向于結構性工具，促消費、穩地產、支持三農小微和科創企業、保障糧食和能源生產供應和物流暢通等將是后續政策的著力點。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表示，疫情帶來的經濟停擺對市場的沖擊主要是現金流的沖擊，社會的消費和投資意愿趨于減弱。然而，現在大量的金融政策主要是支持企業加杠桿，但是由于市場主體受疫情防控的影響而沒有現金流，加杠桿的意愿也不高。面對疫情防控，不能指望貨幣政策能包打天下，應該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聯動，以及宏觀政策與其他包括公共衛生政策在內的協調聯動。由于疫情帶來的沖擊是非對稱的，貨幣政策除了總量層面的管控之外，也應該聚焦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