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10月25日電 (宋亞芬)近些年，中國數字金融發展進入高速發展階段，但也產生了一些信貸亂象。亂象背后有哪些原因？我們又該如何正確看待這些問題？貸款利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圍繞這些問題，中新經緯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進行了專訪。

對金融研究的興趣源于一次危機

1987年，黃益平碩士研究生畢業后進入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后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進行訪問交流，獲得該校博士學位。后又進入花旗銀行工作長達九年。2009年，黃益平回歸校園，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工作，研究宏觀經濟、金融改革等問題。

“我不是科班出身，因此我的金融知識實際上多數是在市場上學的。”黃益平說他對金融研究的興趣源于亞洲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對我產生非常大的刺激。因為不管我們怎么樣把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搞好，金融危機一爆發，很多財富瞬間就都被摧毀掉了。”

過去十幾年，黃益平一直非常關心金融問題和貨幣政策問題，在北大教的課程基本上也都和金融有關。2015年6月，黃益平被任命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認為，這應該和他對金融問題的關注有關。

“十四五”傳統金融機構或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數字金融創新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金融服務本身，也改變了中國經濟。展望數字金融“十四五”的發展趨勢，黃益平認為，過去數字金融最活躍的主體是科技公司，下一輪傳統金融機構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方面與監管改革有關，另一方面因持牌原因，傳統機構更有優勢。

黃益平指出，“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普惠金融發展取得很大成績，其中很大的貢獻就來自數字金融的發展。而“十四五”期間，可能有一些新的領域更值得我們期待。“過去，數字金融的主要突破依仗于消費互聯網的發展，下一階段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新的爆發點——產業物聯網的業態發展。”

這和中國的5G數字基礎設施有關系。黃益平進一步分析，新的業態發展起來之后，金融就可以在這上面做很多的文章。比如數字供應鏈金融。在該平臺上，機構可以直接為所有企業提供金融服務，規模可以擴大，期限可以擴大，甚至可以直接支持實體企業。所以，黃益平稱之為“數字金融發展的2.0階段”。“我對這個版本有很高的期待，我認為會發生很多跟過去不一樣的現象或者特點。”

普惠金融如何“普”而“惠”？

在成績背后，數字金融也產生了一些亂象。如利息過高、套路貸等，這讓一向標榜“普惠”的數字金融陷入“普”而不“惠”的質疑。

對此，黃益平表示，科技平臺的貸款相對來說可能利息確實高一些，但我覺得有幾個方面的因素需要考慮。第一，科技平臺雖然都有金融方面的牌照，但是不能遠程開戶，沒有存款，所以資金成本相對來說確實高一些。第二，科技平臺利用大數據進行信用風險管理，看上去邊際成本很低，但實際成本是很高的。因為他們聘請的幾乎是全世界最好的數據工程師，這有很高的成本。第三，我們現在一般講的都是年化利率，但是科技平臺發放的貸款很多都是3個月或6個月等，這種情況下把年化利率壓低是很困難的。

黃益平舉例說：“比如我們見一次面，不管你需要交流30分鐘還是6個小時，你路上的時間成本是一樣的。如果把時間成本攤在見面的時間上，我們的交流時間越短，對你來說平均成本就越高。”

不過，黃益平也強調，“這些問題將來肯定要通過一系列的辦法去解決，比如引導科技平臺將風控做得更好，降低邊際成本。或者讓科技平臺可以獲得相對更低的資金成本。把這些做得更好，就可以把利率往下壓，我覺得也很有必要。”

貸款利率是否越低越好？

關于中國普惠金融存在的問題，黃益平認為有一個政策問題一直沒解決，那就是定價問題。

貨幣銀行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則：風險程度和資金的成本相匹配。也就是說，金融機構應該對所有的客戶都提供貸款，但是定價是不一樣的，風險低的客戶貸款利率要低一些，風險高的客戶貸款利率要高一些。

黃益平表示：“國家希望對中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不斷下降，因為資金成本太高，不利于他們的發展和經營。而中小微企業的風險是比較大的，所以對他們的貸款利率稍微高一些，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要想方設法地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比如實行寬松貨幣政策，降低他們的資金成本，或者增強金融行業的競爭。”

黃益平指出，市場化風險定價是金融機構唯一能夠長期持續的一個根基。如果失去了這一條，它就不是商業化的金融服務，就變成了扶貧，變成了公益事業。

融資難、融資貴一直是我國中小微企業面臨的難題。今年以來，為引導金融資源更多地流向中小微企業，相關部門實施定向降準、再貸款等多項措施。不過，黃益平強調，對大多數中小微企業而言，解決融資難問題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解決融資貴的問題。“對他們來說，能拿到錢支持他們的經營，擴大他們的業務才是最重要的。當然，成本越低越好，但是如果違背金融規律把成本壓低，其實對于最終解決融資難問題是不利的。” (中新經緯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