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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電影《流浪地球2》“我們，來了”全國路演成都站來到峨影1958電影城，多位主創到現場與成都影迷親密互動。路演前，導演郭帆、領銜主演吳京、王智接受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揭秘影片拍攝幕后故事。

《流浪地球2》片中的“智能生命”與“記憶移植”等關鍵劇情引起了影迷們的熱烈討論。有眼尖的網友發現，作為電影制片人和導演的龔格爾和郭帆居然都是1999年的應屆高考生，而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題正好就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流浪地球＞電影制作手記》一書也透露，“20世紀末的那個夏天，兩人都面臨著同一個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導演郭帆接受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對該話題做出回應。

電影改編變成 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爭斗

(資料圖片)

被問及當年高考時的作文題目《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是否給自己創作《流浪地球2》帶來影響時，郭帆表示，可能真的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以至于前一段時間還在想有沒有可能把這個高考題目真的變成一個電影。他覺得高考那么緊張的狀態下，看到這樣一個題目，很科幻，很有意思，這里面多少跟數字技術、數字生命是有一些關系的。那時候剛好是在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中，他記憶非常深刻。

《流浪地球》原著小說發表于2000年第7期《科幻世界》，在郭帆看來，科幻閱讀對青少年想象力的影響更像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郭帆說，自己一開始專注的其實就是跟機器有關系的內容，后來慢慢地真正去做科幻的時候，才發現在知識框架中僅僅有機器有這些結構是沒有用的，還必須有理論知識去支撐，所以才會拓展閱讀，從而開始慢慢建立關于科幻科學背景知識的框架。再往里深入到一定程度上就會發現，如果要去構建一個世界觀的話，這又不夠了，可能又要去學習社科類的知識。

被問到《流浪地球》系列電影是不是對原著故事的重塑時，郭帆表示，內核是沒有變的。劉慈欣建立了《流浪地球》最宏大的一個支點，即帶著地球去流浪。這是一個深厚的文化屬性，也是整個影片的靈魂。他們只是基于這個基點，與時俱進地拓展世界觀。《流浪地球》刊登的時候是2000年，那個時候，移動端手機還不發達，還沒攝像頭，還沒有moss。但到了今天，23年以后，我們的生活已然被科技改變了，被技術改變了。所以為了能夠讓今天的觀眾有更多共鳴感或者認同感，他們把更多算法的、數字的、虛擬的東西引入到電影創作中，替換了一些概念，這樣的改動就會把之前地球派和飛船派在原著小說里的爭斗，變成了一個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爭斗。

《流浪地球3》會讓觀眾等4年嗎？

提及目前國產科幻片的優勢以及跟好萊塢的差距時，郭帆表示，我們正在逐漸去拉近這個距離。相比于《流浪地球》，郭帆直言拍攝《流浪地球2》時遇到的困難更多，“我們本來以為是一個從1到2的過程，但是后來發現它跟第一集很像，又變成了從零開始。隨著制作規模、拍攝難度以及劇情復雜度的增加，面對很多新問題的出現，我們依舊不知道該如何去解決。”他笑談，“我們是從作坊化開始，這一步還不是工業化，這一步是工地化，工地化下一步也許是一個工業化的雛形吧，因為我們就是在不斷地去摸索。”

對于觀眾交口稱贊的視效鏡頭，郭帆表示，它是很復雜的一個計算，《流浪地球2》的視效鏡頭目前統計出的數據一共有3300多個，其中1000多個是跟臉有關的，這也是最復雜最有難度的。“除了要變臉的這部分以外，背后該有的視效還會有，所以那部分視效鏡頭被拆成了兩部分，單獨一批換臉，背后的視效該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加起來應該是4000多個的工作量。”

《流浪地球3》會讓觀眾再等4年嗎？郭帆不確定，他解釋說，這其實有一個研發過程。“比方說我們想在第二部去年輕化或者老年化面容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測試，也有一個研發過程，我們也綜合了很多的技術，包括人工智能的學習，人工智能學習不管是面貌還是聲音，其實都是個研發的過程。”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張世豪 實習生 鄧鑫杰